1990年，62岁的台湾老兵回到自己的故乡，浙江宁波，凭借着记忆，他还是敲响了门……
从1949年被迫登上那艘去往台湾的登陆舰开始，陈淳宝就清楚，自己的人生被劈成了两半。虽然他在台湾苟活了下来，但每一个深夜梦回，他的魂魄都飘荡在宁波西乡的石碶老屋里。
尽管他在台湾后来也算有了安稳的日子，但唯一支撑他活下去的信念，就是那个在岸边哭着对他喊“早点回来”的结发妻子秀兰。这一别，他以为是三五个月，没想到竟是整整四十年的光阴。
对于陈淳宝来说，这四十年的乡愁太重、太苦。从最初隔海相望的撕心裂肺，到后来两岸对峙时的杳无音讯，再到最后鬓角全白时的那一纸探亲令，他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在等一个回家的机会。
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，他不敢结婚，不敢成家，生怕哪天能回去了，对不起还在老家等他的秀兰。
直到1987年，当他在收音机里听到“开放赴大陆探亲”的消息时，这个老兵像孩子一样在眷村狭窄的巷子里嚎啕大哭。
他背起那个印着“反共抗俄”字样、早已磨得发白的绿色帆布包，哪怕是爬，他也要爬回宁波去。
1990年的宁波，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。原本记忆中熟悉的木结构联排屋，如今已被正在施工的购物中心和钢筋水泥取代；曾经听惯了的黄包车铃铛声，变成了一辆辆呼啸而过的小汽车喇叭声。
陈淳宝站在中山东路的路口，茫然四顾，手里的旧地图早已作废。他像个迷路的孩子，操着一口未改的乡音抓住路人就问：“阿拉屋呢？阿拉屋哪去了？”
直到他凭着记忆找到了江边那棵幸存的老樟树，那是当年他和秀兰分别时靠过的树，也是这一片废墟中唯一活着的“故人”。
在那棵老树下，他终于确认了老屋的大致方位，可那里现在是一片新盖的预制板楼房。他颤抖着敲开了一扇陌生的门，开门的是个年轻男子，用宁波话警惕地问：“侬寻撒人？”陈淳宝喉咙发紧，艰难地挤出几个字：“吾是淳宝……秀兰还住该？”
年轻人的眼神瞬间变了，他把一位邻居老人叫了出来。当那位老人认出眼前这个背着旧帆布包、穿着台湾“远征牌”布鞋的老头就是当年“失踪”的陈淳宝时，长叹了一口气，说出了那个让陈淳宝瞬间崩溃的真相。
原来，秀兰一直都在等他。
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秀兰因为有一个“台属”丈夫，吃尽了苦头。1958年登记“望夫户”时，周围人都劝她改嫁，甚至有人给她介绍了条件很好的干部，但秀兰死活不肯。她总说：“淳宝讲过会回来的，他若是回来寻不到我，该多急啊。”
为了守住这个家，她一个人拉扯着过继来的孩子，在这个老屋里守了整整三十年。
直到1972年，在那个最艰难的冬天，秀兰积劳成疾，临终前她挣扎着爬向灶台，将那张她视若珍宝的结婚证，用油纸一层层包好，埋在了灶膛底下的砖缝里。
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如果淳宝回来了，把这个给他，告诉他，我没改嫁，我是陈家的人。”
听到这里，陈淳宝在那扇陌生的门前，直挺挺地跪了下去。四十年的等待，跨越海峡的奔波，最终只换来了一个迟到了18年的死讯。
第二天，陈淳宝去了西乡的公墓。那一年，宁波下着罕见的大雪，墓地上一片萧索。他按照老底子的规矩，摆上了从集市上买来的灰汁团、红膏炝蟹和慈城年糕——这些都是秀兰年轻时最爱吃的东西。
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铁盒，里面装着一半是台湾日月潭的石头，一半是奉化溪口的泥土。他将这一盒土轻轻洒在秀兰的坟头，然后整整齐齐地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。
在寒风中，这位七旬老人从包里拿出了那张他带了一路的、早已发黄脆裂的“半截龙凤聘书”，上面依稀还能辨认出“聘金廿元银洋”的字样。
他用打火机点燃了聘书，看着它化为灰烬，融入了秀兰坟头的积雪中。他说，秀兰怕冷，他把这个烧给她，就像他在身边陪着她一样。
25天后，陈淳宝带着一捧坟头的黄土，独自登上了返回台湾的飞机。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。
坟前一跪断肝肠，从此故乡是路人。”在那之后，陈淳宝终身未再娶，在他心中，那座宁波西乡的孤坟，就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归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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